后来才知道商标秘密：查处商标侵权案件难题，如何破解？
- 作者： 买商标 发布时间：2024-01-13 06:25:48
-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商标注册、保护日益重视，商标注册申请量日益增加，商标品牌带动作用日益明显。但是，近年来商标侵权案件时有发生，查处这类案件的过程中存在发现难、取证难、彻查难等难题，亟待解决。
《新加坡条约》规定，缔约方可自由选择通信媒介的形式和方法，包括纸质通信、电子形式通信或其他任何通信形式，扩大了1994年《商标法条约》在国际申请形式上的范围。此外，《新加坡条约》保留了1994年《商标法条约》中的重要条款，即不应要求对纸质通信文件上的签字进行认证、证明或见证。
2．积极使用注册商标，稳固商标权。如果注册商标未实际使用，遭遇纠纷时，法院可能仅判侵权不判赔偿；并且如果不使用满3年，还会面临被撤销的风险。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商标注册、保护日益重视，商标注册申请量日益增加，商标品牌带动作用日益明显。但是，近年来商标侵权案件时有发生，查处这类案件的过程中存在发现难、取证难、彻查难等难题，亟待解决。
第一，案源线索难发现。由于注册商标的独立性、专有性等特点，一般消费者甚至一些执法人员很难辨别出商标权利人所使用的注册商标和侵权人所使用的商标存在的差异，导致大多数商标侵权案件的来源只能依靠权利人举报或投诉。同时，部分商标权利人自身商标保护意识薄弱，不愿投入过多精力进行维权，加大了执法人员查处难度。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共查处商标案件20件，其中18件是接到投诉举报或移送后才立案查处的，仅有2件是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的。
第二，涉案证据难采集。一方面，侵权鉴定取证难。在查处商标侵权案件中，通常会需要商标权利人出具鉴定报告，但鉴定报告质量参差不齐，不少商标权利人出具的鉴定报告需要反复修改，执法效率受到影响。同时，由于商标权利人因鉴定成本较高，对数量不多的侵权产品存在不愿意出具鉴定报告的情况，造成执法人员的被动。加上由于商标注册人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鉴定报告的证明力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也存在行政诉讼败诉的风险。2020年，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查处的某小吃店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有权的案件中，商标权利人出具产品鉴定证明十分简单，仅为结论话语，没有明确说明侵权商品存在的问题，也没有相应的商品对比照片，鉴定报告不规范，存在执法风险。另一方面，侵权案件货值确定难。由于侵权案件一般都发生在生产、销售并不规范的小作坊、小商店或是通过网络销售，很难查到相应的销售记录，在案件查处过程中，确定违法经营额存在一定难度。2020年，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某家具厂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件，现场检查时仅发现电竞椅靠背，并无成品，但执法人员认为从当事人接到的订单来看，订单要求是带有商标标识的电竞椅而非电竞椅靠背，最终经商讨确定，根据其家具厂相同产品的历史销售单价及订单数量来计算相应的违法经营额。
第三，侵权案件彻查难。在商标侵权案件的查处过程中，不少违法案件中的案发地和案源地不在同一区域，由于属地管理的局限性，只能将侵权商品查封，而真正从事制造、生产的违法者却难以受到处罚，查处不彻底，对违法行为难以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2020年，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查处商标侵权案件20件，在其中的13起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案件中，制造、生产违法者都不在本地，仅有7起案件为本地厂商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商品案。
针对商标侵权案件查处的过程中存在的上述三大难题，笔者建议，拓宽商标案源渠道，建立商标信息查询数据库，便于执法人员随时查阅、比对，及时发现侵犯本地商标专有权的行为，并将商标监管列为日常巡查监管的重要内容；规范侵权证据采集，确保商标所有人提供的鉴定报告规范有效，具备法律规定的文书格式和相应的内容，执法部门对证据进行严格把关，提高证据质量；提高执法协作力度，对于商标侵权案件查处过程中发现的线索及时移送制造、生产的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必要时采取联合执法，追根溯源。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亲临重庆，在和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期间，曾邀重庆部分工商界爱国人士进行座谈，吴羹梅先生也应邀与会。其后，他又和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等工商界人士共同设宴招待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其后，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重庆部分工商界人士，吴羹梅再次被邀请参加。当时，毛主席对吴羹梅谈到，希望他将铅笔制造技术引入解放区，为边区人民改善文化生活做点事。这对吴先生的触动很大，感悟很深，在思想上留下了深刻影响。之后，吴羹梅先生向毛主席表示：为发展我国铅笔制造工业，自己愿将有关生产技术，包括“飞机”牌、“鼎”牌和“三星”牌等产品商标，无偿转让给国家使用。
